欲望与想象——访作家刘毅然

刘毅然曾在小传中幽默地写道：17岁当上工程兵，任过班长排长。苦闷中写点小诗，居然改变了命运，被调到《工程兵报社》做了编辑。1984年来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冒充讲师，后来又混人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学习。198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1989年被聘为中央电视台特邀作家。平平淡淡混到如今。 混的结果是《流浪爵士鼓》、《孤独的萨克斯》、《摇滚青年》、《青春游戏》、《油麻菜籽》等多部小说集和一部诗集的问世，以及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所受到的空前热烈的欢迎。

初识毅然是在电视剧《一地鸡毛》的看片会上。那天，刘震云、王朔、余华等人热闹地围在一起侃侃而谈，唯有他微笑着静守一隅，欣赏地望着朋友们。当时的他，皓齿明眸、黑发如云，很是俊美高雅。月余之后，再见到他时却判若两人。清秀的面庞消瘦了不少，一身军装一副墨镜一个光头，走在色彩斑斓的街上，万花丛中一点绿，真是别有一番韵味。细问缘由，才知他正在自编自导茅盾先生未竟的名著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，为表示拍好的决心才忍痛剃落了满头秀发。

我想一个人活在世上最大的快乐莫过于迎接各种挑战，挑战越多，人生的色彩便越丰富。我过去一直陶醉于用汉字叙述故事，叙述我的情感经历和心理体验。许多导演拍过我的作品，但是和我的理想仍有很大差距，因为没有人会比我自己更了解自己。我始终不相信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。一个好作家告诉人们的应该不仅仅是他生活中所拥有的，而更多的是他的欲望与想象。我觉得除了我的生活，我的心灵世界更加博大精深，它才是我创作的真正源泉。我渴望用视觉的空间来表述故事。” 刘毅然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矛盾综合体。从他的众多作品中，不难看出他有一颗反叛的心灵，然而他同时又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者。

之所以续写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，是因为他要以今天青年人的视角重新读解茅盾。19世纪末的青年面临着反帝反封建，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，他们彷惶、迷茫，渴望着追求人生，追求爱情，追求理想。20世纪末面对着改革开放、走向世界的大潮，青年们依旧有着各自的苦闷。带着本世纪年青人对历史的看法，刘毅然和他的挚友余华在酷热难捱的今夏，苦守暑窗四个月，像高鄂续写《红楼梦》一样，按茅盾先生的指向，为此剧注入了当代意识。五十年代，法国曾出现过“作家电影”，这些作家以崭新独特的视角驾驭着作品的灵魂，为世界电影输入了新鲜的血液，创造了新的审美和哲学。中国作家自拍电视剧，刘毅然当属首创。他说：“我愿做第一个吃蜘蛛的人。”并非弄潮，他只是想用自己的心灵向人们讲述一个凝重的、舒缓的、娓娓道来的、弥漫着一种淡淡忧郁的故事。“我追求的是文学的风格，不是影视的风格。为了提高人们的审美，我们应该呼唤清雅之作，如果一味迎合大众，最终只会导致堕落。”

由作家向导演过渡，由用小说讲故事改为用镜头讲故事，确实激动人心但却并非易事。刘毅然丝毫不敢怠慢，因为他深知他面对的是九泉之下的茅公，是国内诸多热爱茅著的专家学者，以及广大观众对《霜》剧搬上屏幕的期待。“我不想大造声势，我只想尽我所能为人们奉献出一捧‘阳春白雪’。”刘毅然洋洋洒洒地道着，此时的他不再是冷静的小说家，而是位热情澎湃的诗人，那双清澈如水的心灵之窗映着太多的善良与真诚。翻开他的人生“词典”，三个“最”字令人感动：“最爱孤独时写小说，自己对自己说话，”“最怕伤害别人哪怕是误会。”“最恨那种见利忘义的谎言。”

临别的路上，他悠悠地说起他的爱情，他的母亲，他的儿子。此时的他，又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。经过一家书店时，他连忙跑了进去，寻寻觅觅良久，不停地为我推荐着几本好书。

恋恋不舍地遥望着毅然消失于茫茫人海中，品味着他的多愁善感，不由地想起了小小的八音盒。一阵清脆的乐声过后，荡气回肠地萦绕在人们心头的是一股飘散着淡淡馨香的忧郁。